在国家发改委的《新型城镇化》任务单中，“城区居住人口在300万以下的II型城市”，需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人口在300-500万的I型城市”，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作者：华中城市研究院院长冯煜晖

　　

而针对“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只需要“优化积分落户”就可以了，不需要取消落户限制。

　　

“人口竞争内卷化”。所以就算国家不要求大城市抢人，各个大城市也一定会主动降低身份来大规模抢人，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只会愈演愈烈。

　　

2020年2月，南京市在《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全面放宽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城镇地区落户限制，持有上述四区居住证、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办理落户。

　　

　　

2020年12月，81%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城区的广州，首先“破冰”，提出“广州市差别化市外迁入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准备在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和增城区7个区实施差别化入户政策。广州拟规定，在以上7个郊区就业或创业，大幅降低落户限制：只需满足大专或技校学历，社保满一年，年龄28周岁。

　　

2021年11月29日，上海市学生服务中心（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发布通告：“五个新城”指的是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5个郊区新城，自贸区新片区指的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可以应届研究生直接落户。上海决定实施差别化的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政策，给郊区新城开小灶，鼓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输血。

　　

　　

应尽快对积分落户政策进行调整，适时推出郊区积分落户办法，引导无法在中心城区落户的居民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有序在郊区落户。国家发改委2020年曾在《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特别提出“鼓励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

　　

一线、新一线必将会加快推动人口的“腾笼换鸟”，非中心城区功能加快疏解带动“旧人口”离心，放开落户限制从而吸纳大量“新人口”进心。

　　

同时年轻人口“郊区化”也会加快，新一线的新城开发将会提速，用来承载新的年轻人及产业，各个城市副城、副中心，将会迎来年轻人和产业的“落户大潮”。

　　

发达国家的郊区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而且，20世纪以来，城市的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大规模向郊区迁移。例如，1950年美国郊区人口比例达到23%，欧洲185个城市的郊区人口比例达到42%；2000年美国郊区化率约为50%，欧洲185个城市的郊区化率达到53%。

　　

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技术进步使得工厂普遍采用流水线生产，企业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中心城区昂贵的地价迫使企业将目光投向了郊区。小汽车的普及，使得人们开始选择迁向远离城市的郊区居住，从而带动城市居住和发展空间向远郊区延伸；同时汽车的普及也带动了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引发了工商业、服务业等城市经济功能向郊区转移。通讯条件的改善缩短了居民之间、城郊之间的联系距离，推动城市居民进一步分散化居住。

　　

　　

在上述原因中，联邦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起了关键性作用。首先，由于城区地价昂贵，联邦政府将大部分资金投向郊区和军工企业，带动了其他相关工业的发展，使劳动、原料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郊区流动和配置。政府的房屋抵押政策使居民很容易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从而能够在郊区建房或买房，促进了居住郊区化的发展。其次,联邦政府推行大规模、高速交通运输系统的公路建设政策，大大改善了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再次，政府推行倾向郊区的税收政策，郊区的税收比市区低50%左右，造成市区的制造业和富人阶层向郊区迁移，使大量的资金积极投入到郊区改造和发展公共事业上,改善居住条件和投资环境，增强了郊区的吸引力。

　　

不仅是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内陆地区的不少重点城市也在发力。成都、重庆正快速发展成为赶超型城市群。随着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相向发展，两大核心近郊的人居卫星城、产业卫星城，交通卫星城，如渝西经济区、成都东部新城等成为未来成渝地区发力的重点。打造“1小时通勤圈”，就有了拉动人、财、力等要素流动的必要条件，于是带来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升级。

　　

可见，下一步，诸如武汉、杭州、郑州等中心城区强，人口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城市，必将加快全面大幅降低落户限制，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合理降低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坚持产城融合，完善郊区新城功能，实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的郊区将迎来全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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