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钟的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畅通有序流动渠道，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

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此次中办、国办专门出台文件，再次确认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政策，在更高层面对畅通人口有序流动提出了要求。

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将中国的人口红利充分激发。在此基础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人口和生产力的集中，带动产业结构向现代化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吸引人口流入，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但是，由于城市落户限制的存在，很多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难以享受同等的居民待遇，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有一些研究指出，部分城市人口存在回流的意愿和倾向，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调研显示，返迁人口以40～50岁、20～30岁为主。超七成返迁人口不愿再外出。

逐渐步入中老年阶段的流动人口，因为户籍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无法实现在城市安居乐业的愿望，不得不返回家乡。而对于年轻一代的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在城市的成长和生活具有原生性，对留在城市发展具有更强烈的愿望。政策应当积极回应这种诉求，逐步实现“户随人走”，从而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让迁徙的人口安心在城市生活，并实现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

目前，人口流动的特征从早期的纵向流动为主，转向纵向流动与横向流动并重。这意味着人口流动的频度与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对于年轻人才来说，大学毕业后在几个城市间辗转生活并不是稀罕事。近年来，一些经济基础发展良好的城市参与“抢人大战”，下大力气吸引高校毕业生、年轻人才，正是出于对人才横向流动趋势的把握。

消除户籍壁垒，无疑能让人才流动更加通畅，减免人们到另一座城市生活的后顾之忧。那种一毕业就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直到退休的想法，不仅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放宽户籍政策，为年轻人的闯荡创造了基础性条件，也改善了鼓励人才跨地域流动的社会氛围。

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虽然占了中国城市的多数，却主要是人们眼中的中小城市。那些产业活跃、市场繁荣、社会观念开放，对年轻人构成较大吸引力的城市，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落户限制。当然，除了北京、上海等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其他大城市的落户条件其实已经很低。例如，杭州实施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西安率先在全国同等城市中推出“流程最简、门槛最低、条件最少”的落户政策，等等。

合理的人口结构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放开落户政策，不能只盯着那些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也要为更多普通的劳动者创造机会。城市需要高素质人才，但也需要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维持城市日常运转的劳动者。如果这些劳动者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就可能导致人口结构失衡，相关行业的成本和生活成本支出加大。城市理应包容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员，让不同人在自己的维度感受城市生活的美好，而不是“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

户籍政策不仅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关系着社会公平。《意见》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很多未能取得城市户籍的人员，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一样的贡献，付出了一样的汗水，应当为其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放宽落户限制以后，还要注意消除阻碍人才发展的障碍。《意见》还提出，畅通企业、社会组织人员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渠道；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可存放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等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人员身份不因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不同发生改变等措施。不以“身份”限制一个人的发展，方能提高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率，让有本领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释放才干。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不能依靠人口数量优势，而要深挖人口结构性优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劳动供给潜力转变为实际劳动供给。消除户籍壁垒，让都市里的年轻人消除后顾之忧，享受在不同地方平等创业就业的机会，无疑有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释放。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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