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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一家外资银行中国区行长交流时，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下称“复旦管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向其积极推荐自己的学生去实习，这些学生来自于复旦管院新开设的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两个应用型金融硕士项目。“金融管理方面的学生我可以直接安排在内地实习，金融工程方面的我可以推荐到香港的分行。”这位行长委婉地说。

　　

陆雄文有些无奈，显然这位行长的意思是，尽管上海在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吸引人才，但某些金融方面的人才在这里却无用武之地；而香港，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短期内上海可能无法赶超。

　　

人才是金融中心核心

　　

金融中心，上海离香港还很远。

　　

即便不用提及伦敦独立机构ZYenGroup发布的权威《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上的排名数据，在被批复“上海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后，很多人就都意识到这差距。上海也在积极为之努力，比如吸引人才方面“**计划”等。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陆雄文表达了并不乐观的看法，在他看来，“上海计划在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可能基本是一个口号。因为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充要条件和具体步骤一直没有充分的论证”。

　　

从制度上来说，他认为，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搞离岸金融中心显然不是上海应该走的路。中国资本市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营，所积累的国际金融方面的经验有限；虽然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硬件部分已具规模，但法制、监管体系等软件部分还相当薄弱。

　　

同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然会带来风险，包括投机风险、市场风险、创新风险等，而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上海已经具备这种抗风险能力。

　　

政府有很强的资源组织能力和实施能力，这对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很有效；对于短期综合性项目，如奥运、世博也有效；但对于需要长期运作并充满投机等各种风险挑战的资本市场制度与环境建设而言，政府的动员能力是捉襟见肘的。

　　

除此之外，在陆雄文看来，上海要建设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挑战还在于优秀金融决策和应用人才的缺乏。“相对于微观金融决策和运作人才的缺乏，中国更缺少制度设计层面的人才。”

　　

他进一步表示，有针对性地引进与培养能同国际接轨又切合中国转型与成长的高级金融人才，使其能够对现阶段的市场结构和相应制度进行整体的、科学的设计，这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40万金融学子不够用？

　　

无论是中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是否具备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还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方案何时出炉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还要依靠各方面合适的金融人才。

　　

此前曾有观点认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至少需要40万的金融人才。陆雄文向记者透露，据非正式统计，目前上海拥有金融专业本科和硕士文凭的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了40万，但这40万金融学子却几乎无法解决上海金融人才匮乏的难题。

　　

这是一个悖论。

　　

症结之一在于，中国传统金融学科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其知识体系主要涵盖宏观经济、货币银行、国际金融等；通过学习上述知识毕业的所谓“金融人才”，既无法支持国家金融体系重构与转型，也缺少在市场环境中操作金融工具的实务知识与必要训练。

　　

另一方面，尽管这两年上海启动了“**计划”、“**学者”等工程，从海外引进了很多人才，但多是一些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学者，或只具备某个行业或者某个产品开发与运营经验的中低层次职业经理与专业人士。真正熟悉国际金融操作的高层次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跨国金融机构担任总部高级职务者，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参与过重大投资、交易决策者中少见华裔人士，更鲜有回到国内参加金融制度设计和资本市场建设的。

　　

以政府金融制度设计方面的人才为例，陆雄文指出，“这需要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需要具有经济、金融、左边法律右边、行政乃至心理等各学科复合知识与经验、对各大国际金融市场建构与运作有深刻理解、对资本市场及其各种参与者引发的风险机理有充分认识与把握的金融人才。”

　　

此外，要建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势必需要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熟练掌握英文的金融人才，在这一点上上海依然相当欠缺。

　　

如何培养适配人才

　　

既然人才是关键，那么有针对性的培养金融专业人才就成为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必由之路。而陆雄文发现，国外的金融学科都由管理学院、商学院设立，而传统的中国宏观金融学科则局限于经济学范畴。

　　

“如何设计资本市场、交易机制和产品组合，以及如何进行操作，掌握这些知识与工具的金融人才才是上海真正需要的。”陆雄文教授认为。

　　

在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所有管理学院都在努力发展同资本市场语义体系匹配的金融学科。2010年，复旦管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创设了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两个应用型硕士项目；两个项目课程完全借鉴并覆盖了美国顶尖商学院金融硕士课程，而这正是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准备的。

　　

即使人才培育的方向已经明确，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制度建设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陆雄文说。

　　

“西方货币是自由兑换的，中国要在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开始建设面向全球的金融市场，犹如在仍在运营的旧铁路系统内发展高铁，旧轨载新车一定要转变成新轨载新车。但这一转轨过程将长达10到20年。”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