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被釜底抽薪!今后社会管理怎么弄?
时间:2023-07-14
导读:放开户籍成为杀手锏,基于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也面临新困局。
各省市又开始抢人大战,放开户籍是普遍的杀手锏。
8月25日,吉林省公安厅等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取消落户限制等方面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全面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条件,租房也可落户;
近日,广州也放开政策,只要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即可直接申请入户;
7月3日,珠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市人才引进及入户条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放宽学历条件,具有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大专(高职)以上学历人员予以纳入人才引进;
7月3日,哈尔滨也发布了人才落户新政,不但放宽至非全日制大专,并对9城区内落户的人才给予学历补贴,最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10万元;
6月11日,天津滨海新区发布了《关于天津市支持重点平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试行)实施细则》,30周岁及以下中职毕业职工不需社保、不需技能证即可落户;
6月济南、南宁两城也开始实施本地户籍新政,无房、投靠亲属者、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落户,毕业生可先落户后就业;
4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正式发布《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及10条便民举措,取消父母投靠落户年龄限制,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生活的父母,可以投靠落户(杭州市城区除外)。
此外,重庆、大连、济南、昆明、青岛、沈阳、南京、南昌、苏州等20余城也调整了落户政策。
户籍政策纷纷转变,其中究竟有何深意?
01
户籍背后的利益分配格局
实际上,户籍背后不仅承载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还牵扯到由其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
户籍制度发端于计划经济时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首先依靠重工业实现强国目标,而工业的基础在城市,但有限的财力迫使政府只能针对有限人口提供住房、医疗、粮食以及教育,于是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开始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管制,并第一次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在很长时间内,户籍作为“中国第一证件”,代表着权利与资源的分配,不仅粮油及主要生活品供应基本按户口来配给,从劳动就业、医疗保健到子女教育等,城乡之间制度高墙也密不透风。
期间,“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市和工业得到发展,但农民被户籍捆绑在土地上,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为城乡割裂与贫富分化埋下伏笔。1977年末,各市镇的“农转非”指标是1.5‰,可谓是“千里挑一”,吃“商品粮”之难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可以办理“自理口粮户口”,允许农民在城市落户;1985年第一代居民身份证面世,并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
1992年南巡讲话,“孔雀东南飞”,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户籍制度改革动作开始加大。
进入21世纪,流动人口总量开始超过1亿,户籍制度改革更加迫切。之后,积分落户、居住证等也为户籍改革提供新方案,如北京于2014年出台居住证替代暂住证,随着使用者在京生活、工作的时间越长,公共服务随之升级。
然而,居住证等只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举,因为它所标志的仍是城市户籍人口及外来人口这两大“阵营”。
02
抢人为了楼市
显然,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倒逼户籍改革的提速。2017年6月以来,户籍制度通过“抢人大战”进一步松动,这表面上是打破户籍制度的高墙,实则是为了拯救房地产。
因为几乎所有的楼市限购政策都与户籍挂钩,放开户籍就相当于打开限购政策的大口子,让有生力量涌入城市成为“房票”,对楼市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即“放开户籍—破除限购—托举楼市”,形成政策干预市场的逻辑链条。
然而,以上“围魏救赵”的逻辑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就被疫情无情“截胡”。受疫情影响,1月26日,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出“暂时停止售楼处销售活动”的号召;2020年春节前后一周,大部分城市“零成交”,如上海节前、节后一、二手房都是零成交,为历史上首次。需求端被压制,供给端更不乐观,新开工项目中止、在建项目延迟开工,超95%的城市新增房源遭遇“零供应”。
疫情之下,楼市不幸变“冻市”,房地产真正的危机——资金链问题暴露出来。2019—2021年是其行业债务集中到期高峰,规模分别为6.1万亿元、5.9万亿元和3.4万亿元。房地产作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多米诺效应被触发,将迅速蔓延导致企业经营困顿甚至倒闭破产。
而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9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亿元,占GDP比重为7.0%。因此,当“放开户籍、托举楼市”的大门被临时关闭,自然要开启“另一扇窗”,于是各省市纷纷出台暖房企、暖楼市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9日,已有超过20个省市出台涉及房地产或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内容主要围绕土地出让、开工竣工、公积金及金融支持层面,其中无锡、衡阳、厦门和福州出台有关预售方面的政策。
在抢人大战的推动下,楼市确实有好转。《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房价涨幅榜》显示,今年上半年二手房价上涨(中位数)2.2%左右。从全国范围来看,6月份二手房均价相比去年底上涨的城市有230多个,而下跌城市只有70多个。
这也恰好印证了中国不似西方终极理论导向,而是习惯于被问题拖着走,属于问题导向型——房地产市场太火热就调一调,经济形势不好就松一松,房地产受疫情冲击又去伸手扶一扶。
03
户籍制度正被釜底抽薪
回归到户籍制度,目前,除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1000万)以外,全部放开落户限制。但实际上,户籍制度的全面放开,是“二次统一”的内在要求。
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相继出台,城市的经典模式由单兵博弈向都市圈、城市群的区域抱团质变。区域要素顺畅流动,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进入二次市场化的新阶段。恰逢城镇化率也达到60%的临界点(2019年中国整体城镇化率为60.6%),中国从一次城市化步入二次城市化的新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二次城市化与二次市场化是未来大势。
而所谓的一体化,就是要打破各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进行深度融合,并从单一城市管理转向整个区域的系统治理。这不仅要公共服务一体化、轨交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等,还要逐步实现户籍一体化,加速人口流动。
归根结底,过去户籍存在的前提是短缺经济,而如今中国早已摆脱短缺,进入过剩时代,此前提被釜底抽薪;人口流动管制改革是二次城市化与二次市场化的诉求,放开户籍已是大势所趋。
但户籍制度又不能立刻完全退出,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紧缺依然存在,单纯取消户籍制度而没有配套措施进行平衡,人口剧增将考验城市公共服务和资源承载力,但公共服务等改革始终在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努力。
如房地产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并实现全国联网;社保方面,社保移交税务部门,是社保全国统筹的一部分,虽然社保全国统筹还没实现,但省内统筹已然开始,如陕西省内各城市均按省发布的缴费基数交社保;医疗方面,人社部已经建立全国统一的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信用方面,利用“信用中国”等网站,向社会公开经营者信用信息,以全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另外,还推动信用修复“一网通办”。
当房产、信用、社保、医疗、税收等网络全部建立,一张网便可追溯个人方方面面的信息。再加之AI、远程办公的发展与普及,人们的生产、消费方式都在变化,未来并不需要人聚集在一起才能产出,也不需要两边跑,在当地就可完成指令的输出与执行,未来人口流动反而减少。
此时,户籍制度形同虚设,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届时,身份证替换户籍,人不再被户籍所限,“身份信息随人走”、“人在哪里便可享受哪里的公共服务”成趋势。
04
社会管理面临升级
当户籍制度淡化退出,基于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也将面临升级。此次疫情就考验着城市社会管理的能力,在一些城市盯着户籍严防死守的同时,另一些城市早已展开新版“抢人大战”,专车专机拉人回来复工,致力夺回“失去的一个月”。如浙江东阳15辆复工大巴星夜兼程,从贵州运送人员回浙复工,全程警车护送;义乌宣布“24小时在线接收企业复工申请”、符合条件的秒过、路费报销、包专机等一系列复工硬核操作。
可见,治理能力优秀的城市,其社会管理已由“封闭式管控”向兼顾疫情防控、正常运转、社会发展的“精密型智控”转变。显然,疫情为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提供契机。
社会管理除依靠政府的力量,还可借助大数据,最大化发挥组织优势。
一,网格化管理。
将管理辖区划分单位网格,以社区(村)两委成员、居民组长、党员、辖区民警等为工作主体,充分整合网格内信息和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
如嘉兴运用“大数据+网格化”手段,发挥基层网格作用,全面摸实居民相关信息,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又如上海,从群众信息由社区/居委会登记上交居住所在街道到单位登记上交单位所在街道,基于网格化进行双重管理。
二,精细化管理。
因地制宜、适应差异化的公共需求,有效改变社会管理自上而下模式中“众口难调”的难题。
如上海虹口一街道创新“全岗通”机制,搭建“街道—居委会—楼组”三级议事协商平台,协调解决居民实际问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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