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朋友说，东北的放牛沟村是电视剧闯关东朱开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一座很美的村庄。放牛沟村很有名气，全国各地的游客经常来旅游观光。

　　

　　

放牛沟之所以有名气，有人认为是那里的自然风光好，远离喧嚣，幽静秀美。也有人说是因为当年那里来过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因为知青的生活故事，让人们都记住了放牛沟。也有人说是因为朱开山，因为闯关东。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清楚。

　　

1969年春天，三男两女五名上海知青来到了放牛沟大队插队落户，当时大队部没有可供知青们居住的地方，大队书记吕彦春做通了孤寡老人赵大姑的工作，就让五名上海知青住在了赵大姑家。

　　

据说是因为生理上有缺陷，赵大姑终身未嫁，村里不管年轻的还是年长的社员群众都尊称她赵大姑。赵大姑虽然快七十岁的人了，可她的身子骨很硬朗，能挑动八十斤重的两桶水，牙口特别好，还能咬开核桃。

　　

赵大姑家有三间草房，中间一间是外屋地（厨房），外屋有两个锅灶，东间屋和西间屋都有火炕，一个锅灶烧一铺火炕。这三间房子是赵大姑的父母留下来的，前两年刚翻建了，加厚了墙壁，房盖苫了新稻草，保暖还不漏雨。赵大姑一个人住在东间的火炕上，西间屋里堆放着杂物。知青来了，赵大姑就把西间房子拾掇出来，让三名男知青住，她和两名女知青还是住东间屋。

　　

因为年龄关系，赵大姑又是孤寡老人，生产队早就不让赵大姑出山劳动了，她是放牛沟唯一的一个五保户，吃粮烧柴全由队里负责。可赵大姑是个闲不住的人，秋收大忙季节，她就帮队里看看场院，给社员们烧点汤水啥的。知青住到她家后，赵大姑就主动为知青们烧火做饭，做起了义务炊事员。

　　

说句实在话，幸亏这几名上海知青住在了赵大姑家，不然他们吃饭都是问题，别看他们都是十八九的成年人了，可他们没有一个会做饭的，连烧炕的劈柴都点不着。

　　

两名女生一名叫何静，19岁。另一名叫林招娣，也是19岁，她俩都是高中毕业，刷锅洗碗的活她俩会干，让她们贴大饼子煮玉米碴子粥，她们根本做不了。赵大姑教了她俩好几天，她俩煮了一次玉米碴子粥，还烧糊了锅。

　　

那三名男生，最大的叫柴沪宁，19岁，高中毕业。小的16岁，叫刘杰。另一名17岁，叫刘振兴，他和刘杰都是初中毕业。烧火洗碗的事情赵大姑不让他们做，赵大姑说男人就要干大事，洗碗做饭是女人干的事情。

　　

四月末的天气，河水已经开化了，农忙时节马上就开始了。上海来的这五名知青安顿好了住处，就要开始熟悉农具使用，准备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了。

　　

初来乍到，他们还要度过两个难关。第一是生活关，吃惯了大米白面，冷不丁换成了玉米饼子和玉米碴子粥，他们五人中有四人感到胃不舒服，总有烧心的感觉。更别说炒菜了，咸菜疙瘩都是分份的，偶尔有半碗豆油拌咸菜丝，那就算改善伙食了。只有到了夏天，才会有新鲜的蔬菜。另一关就是劳动关，第一天往田间运土杂肥，他们不会挑担，出尽了洋相不说，肩膀还压肿了，脚底板也磨出了泡，两个女生都累哭了。社员群众天天干的农活，知青们却觉得像研究原子弹一样难做。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锻炼，他们感觉农活也不是那么难干了。

　　

春耕春播结束后，放牛沟大队的社员群众可以放松一下了，最起码不用像之前那样起早贪黑劳动了。趁着早晚或午休时间，这五名上海知青把村庄周边的环境熟悉了一下，看着那条水质清澈的蜈蚣河，再看看平坦肥沃的土地，知青们脑子里画满了问号，这里为什么只种玉米大豆和高粱？为什么不种水稻？他们问了赵大姑，赵大姑说土地种什么庄稼，都是吕支书说了算。

　　

一个雨天不能出工的上午，五名知青披着蓑衣和雨衣，来到大队部找到了大队书记吕彦春，直截了当提出了这个问题。吕支书笑着说：“据说咱们这气温偏低霜期早，老辈人从来没种过水稻，也没吃过大米，就连小麦，也是以前闯关东的山东人来这后，才开始少量种植的。关键是咱们这都是旱田，种水稻还要修整水田，挺麻烦的，不像种麦子，旱田就能播种。”

　　

问明了原因，这五位上海知青突然有了试种水稻的想法，这个想法特别强烈。铲完第一遍地，农活又告一段落，柴沪宁、刘振兴和林招娣跟吕支书请假两天，专程去了一趟县城，在县里的书店买了几本有关水稻育苗和栽种的科普书籍，还去试种水稻成功的柳树河大队参观了解了一下，第二天摸黑赶回了放牛沟。

　　

柳树河大队离放牛沟一百三十多里路，那里的气候和放牛沟的气候差不多。柳树河种植的水稻虽然不多，产量也不高，可当地社员群众逢年过节都能吃上雪白的大米干饭，平时也能喝上大米粥，不像放牛沟社员群众，一年四季玉米面掺高粱面，只有过年才能蒸两锅白面馒头，吃顿麦子面饺子。

　　

上海知青在延边资料图片

　　

看完了从县城买回的书籍资料，再参考柳树河的实际情况，上海来的这五名知青决定在放牛沟试种水稻。他们和大队吕支书说出了这个想法，吕支书答应给他们两亩靠着蜈蚣河的耕地，让他们做试验田。

　　

等秋收结束后，柴沪宁、刘振兴和林招娣又去了一趟柳树河大队，详细询问了育种时间和插秧时间，田间管理、施肥等等，只要能想到，他们仨都刨根问底，弄个清清楚楚。临回来时，他们好话说尽，柳树河大队才勉强卖给了他们几斤水稻种子。因为人家预留的种子是有计划的，没有多余的。

　　

回到放牛沟大队，知青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筑坝拦水，垫高河床，把旱田改成水田，吕支书还派了五名年轻力壮的社员帮他们垫高河床，开渠引水。

　　

对于这一举动，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反对者大多为中老年人，支持者多为年轻人。反对者说：“我们在这生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谁能种出水稻来。就你们几个上海来的毛孩子，还痴心妄想种水稻，简直是白天做梦。”

　　

不论社员群众怎么说，上海知青总觉得，不亲自动手实验，就没有发言权。就算种植失败了，失败的也能死心塌地。

　　

五名上海知青和五名年轻社员还有好多人的参与，经过一个冬季的苦干，他们抬高了蜈蚣河的河床，平整了几方耕地，筑起了田埂，河水能顺利流进平整好的稻田。第二年四月下旬，蜈蚣河的河水刚刚解冻，知青们已在大队部西间的火炕上育上了稻种。育完稻种，他们就抢先把上好的土杂肥运到了稻田，为耕地插秧做准备。

　　

五月中下旬，气温已明显上升，水温也达到了插秧的要求，五名上海知青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插秧了。由于五月末到六月上旬持续低温，水稻秧苗生根慢，返苗慢，后来竟出现了死苗现象。到了初秋，又连续下了几场大雨，因蜈蚣河上游河床垫高，河水暴涨，淹没了稻田，到了秋收季节，近三亩稻田竟连稻种也没收回来。种植失败，这五名知青的压力很大，再加上一些社员的讽刺和抱怨，林招娣偷偷哭了好几次。

　　

当年秋后，知青们把垫高的河床拓宽了一倍，还在河边备了很多石块，以防雨季河水大量灌入稻田，关键时刻可以用石块堵住引水渠的入口。

　　

第二年五月末，知青们在部分社员群众的冷嘲热讽中开始栽种稻秧，他们把插秧时间延迟了近十天。

　　

1971年的天气不错，没有低温现象，也没有持续的大雨。到了秋收季节，稻田里的水稻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秋收后，放牛沟大队的社员群众每人分到了三斤半水稻，放牛沟大队的社员群众吃上了自产的大米。第二年秋天，何静被推荐上了大学，刘振兴也当兵离开了放牛沟。

　　

到了1973年，放牛沟大队的水稻种植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亩亩，水稻产量也令人满意。蜈蚣河的河水不光灌溉了稻田，稻田对岸的耕地也变成了水浇田，玉米产量翻了一番。上海知青还把从上海带来的蔬菜种子种在了放牛沟，社员群众吃上了从没见过的洋柿子（西红柿）。

　　

看上海知青种植的水稻获得了成功和丰收，放牛沟大队的社员群众都非常高兴，特别是赵大姑，见到曾经反对知青种水稻的社员，她就会挖苦一番，吓得那些社员见到赵大姑就躲着走。

　　

1975年秋后，柴沪宁和林招娣也被推荐上了大学，放牛沟就剩下了刘杰一个人。看一同来插队落户的知青们都离开了放牛沟，刘杰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偷偷哭过好几次。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他无法入伍，也不能通过招工返沪。看刘杰一个人怪孤单怪可怜的，赵大姑就做媒给刘杰介绍了一个漂亮的对象，两人一见钟情，当年年末在放牛沟结婚，赵大姑是主婚人，吕支书是证婚人。到了1982年，刘杰才带着媳妇和六岁的女儿回到上海，他的父母恢复了工作，刘杰一家三口的户口也得到了解决。

　　

　　

时隔四十多年，放牛沟的乡亲没有忘记上海的这五名知青，上海知青曾经居住的那三间草房子还保留着，并按原样修葺一新。草房的门前立了一块牌匾，匾上刻着两行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放牛沟村民感谢上海知青。

　　

今年八月份，刘杰夫妇俩代表五名上海知青回放牛沟看望了乡亲们，刘杰还代表大家到赵大姑和吕支书的坟前烧纸祭奠。刘杰一家离开放牛沟时，乡亲们送了很多土特产，五名知青人人有份，包括放牛沟的优质大米。

　　

作者：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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