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户口“冰融”

上海出台户籍新政，持有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如果符合若干条件，有机会获得上海户籍。此举被一些学者誉为“冰融”。户籍新政出台之前，不仅440万在沪持证人士翘首以待，中国其他地区也十分关注。最后公布的方案与一些人的期望还是有落差的，“几家欢乐几家愁”，肯定与非议兼而有之。
平心而论， “一步到位”是一种思路，“得寸进寸”也是一种思路，如果“一步到位”不太可能，“得寸进寸”也算得上一种进步。改比不改要好。改革没能惠及更多人令人遗憾，但受惠于此次新政的人数也将有十几万之多，且游戏规则明确，让更多想落户上海的人有明确的预期，有利于上海吸引人才，也有利于人才安于在上海发展，是一件好事。
“得寸进寸”，但并不能安于寸进之功。人们不禁要问，上海的这一步，能不能跨得更大？受益的人能不能更多？方案中有一条“试行三年”，给人颇多想象的空间，那么，规则能不能更加稳定明确？人们还要问，上海走出了一小步，能否接着走出下一个一小步，甚至是一大步？上海走出了这一小步，中国其他城市会不会也走出自己的一小步？
不管何时何地，户籍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是积疴如山，民怨不已，成了中国现代化路上的瓶颈。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人们先是寄望局部改革能够推动全局发展，但事到如今，地方政府已经不堪希望之重。上海的一小步推不动全国的一大步。要打破户籍分割，使国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中央政府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决断，和更多的财政投入。
我的人生里，有一点挺失败的：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弄清楚，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上海户口新政出台，几乎同时，出生于上海的王小帅正为自己卷入了倒卖上海户口案而困扰。
我是哪门子上海人？
1966年，我在上海出生。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上海，因为我妈的工厂迁去了贵州，我爸本来是要留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老师的，也跟着一起去了贵州，在贵州省京剧团当京剧导演，导样板戏。妈妈的工厂里其实都是上海迁过去的工人，比较封闭，和当地的贵州人没有太深的联系。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上海人，因为厂里那些上海人过年过节都要回去的，但我们家在上海那边没有亲戚的；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贵州人，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都给占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
后来我回去过一次，离贵阳特近，就在郊区，有点像上海到通县那个距离。上海留学生落户上海户口但当时的印象里，山路曲里拐弯的，又没路灯，觉得离贵阳远着呢。那次回去时我以为他们还在说上海话，我就跟他们说上海话，却没人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整个给我弄蒙了。
小孩没有户口，反正父母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海归上海落户我在贵阳一直呆到13岁，后来因为我爸调去了武汉军区话剧团才离开了工厂。那时候没开放，自由职业和停薪留职这些说法都没有的，调动和迁移都需要户口档案。我爸有过好几次机会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戏在上海戏剧节上获了奖，当时大家都让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户籍、档案和人事这些个就嫌麻烦，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没回上海。我一直为我父亲觉得可惜，户籍制度对人的这种隔离，在他们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原来打算拍的一部戏，写的就是当初厂里的五家人。他们从厂里跑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其他四家人，半夜三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厂里，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这时候已经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们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区，浦东郊区农田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户口，小孩当时也没法上学。我认为这五家人非常伟大，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