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户口，而陈建荣也在羡慕着他们。在介绍徐家黄家经历的时候，他说：“他们比阿拉好，是跟着父母一起去的。”

陈建荣说，这两年他细一思量，发现自己早在几十年前，就做了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分离，千人一例，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阿拉这一代人没有抱怨，觉得一切都很自然，但回过头想想，这种事还是越少越好。现在我看一些讲述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对他们的心情非常理解，他们内心肯定很痛苦，他们对亲情的渴望和要求都是最真实的，挡都挡不住，稀释也稀释不了。就像我当时一样，读书不要，什么考大学，什么发展，我啥都不要，就要和父母呆在一起。”
当父母因为安徽教学质量不好，不得已把陈建荣再送回上海的时候，他哭得很伤心，他还记得自己说：某某叔叔高中毕业，他会做代数，我就跟着他学好了。
这样的哭泣在他小学时每年要发生两次。海归落户上海“寒假暑假去山里的时候很开心，不过假期总有结束的时候，要回上海了，我很不想回去，想呆在父母身边，呆在父母身边的感觉和独自在上海生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可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回来，怎么办？我上车的时候就开始哭，一路哭哭啼啼，回到上海还要哭三天，哭满三天，算是哭醒，接受现实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跟上海的小朋友一起白相了。”
和父母难得相聚，所以彼此之间相处的关系有点微妙。陈建荣记得两个细节：一次是妈妈回家探亲，一天早上送我去上学，路上我看到油条大饼吵着要吃。妈妈一开始想省点钱，说算了不要买了。我就有点生气了，妈妈马上掏出钱来说吃吧吃吧。事后我想想自己实在不懂事，很愧疚。还有一次是我已经读高中了，爸爸回来探亲，埃个辰光，电视机很少，他去隔壁人家家里看电视，我对他讲隔壁人家小姑娘要高考，你别去看了。这件小事，阿拉父子俩有点小争执，弄得不开心。第二天他要去山里，一早就起床了，其实我也很早就醒了，想想和他昨晚有点不愉快，心里很难过。可毕竟年纪大了，我只能克制着自己，偷偷地哭。这两个片段，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和父母相处分分秒秒阿拉都很珍惜，相处的那些瞬间，大人很在乎，小孩也很在乎。而且由于长久不在一起的缘故，父母跟阿拉的相处有点不太像亲人，更像是客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直生活在一起的，闹点小矛盾么闹好了，过两天也就好了，可由于没在一起，就特别在意。
说他性格上更为“硬气”一点，大概作为哥哥，他不能像弟弟那样，难受了就哭，而是得担当起一个老大的责任。留学生落户上海他所记得的细节是：小时候阿拉蛮皮的，有时人家会说两句，对我来说最触心境的话是，这家人家两个小孩是没爷娘教育的。对我来说这是一句骂得最厉害的话，这个时候我有点怨父母，心想你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害得阿拉要被人家讲。在学校里老师知道阿拉是支内职工子女，但同学不了解，他们问阿拉父母在哪里，我说在安徽。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同学们一致认为我父母是被抓进去吃官司了，因为安徽有很多劳改农场，他们会说，什么支内，是骗人的呀，到安徽去么肯定是到劳改农场去了。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有嘴说不清，很多事只能闷在心里，压力老大的，让我觉得对生活很厌倦。

父母不在身边，有一些好的邻居会帮衬一下，但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会欺负这两个小孩。陈建国说被骗掉钱的事情也曾发生过，所以他对人始终有一种防备之心。“在那么小的孩子身上有那种性格其实是一种扭曲吧。”他说。

那一段经历，对于陈建国的正面影响是，他感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不一样，对生活甜酸苦辣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远远高于同龄人。“这16年，我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只有吃过苦的人，才更知道今天的好。很多同龄人，一直在父母身边，没怎么吃过苦，所以也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好，而这其中的反差我感受得很深。”当然，也有深深的遗憾，“我没有享受过童年期，少年期。”

这样的遗憾，陈建荣也深有体会。现在，他坐在能看得到黄浦江江景的办公室内回忆过去的往事，在记忆中，他没有和父母一起在黄浦江畔留念的照片。“最大的影响就是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没有跟父母呆在一起，失去了很多阖家欢乐的内容。人家一家人出去白相，我好像从来没有和父母一起旅游过，一起看电影，这些都没有的。我们没有带着仇恨去回忆这段历史，但就是感到我缺失了这一块，是记忆中的缺失。现在看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如果儿子在学校里呆一个星期不回来，我感觉时间很漫长，我希望孩子能呆在自己身边，这是过去自己不呆在父母身边的一种条件反射。”
弟俩多少还是幸运的，陈建国1进了杨浦发电厂工作，现在在工作上发展得不错。留学生落户陈建荣1981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了电视台工作。读大学时暑假去山里，陈建荣还常常被爸妈的同事叫去，要作为“榜样”的身份去和他们的子女谈谈。和他们兄弟俩一样，同样被留在上海的二代子弟并不在少数，子女的教育成了远在山沟里，鞭长莫及的父母的一大心事。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管教，孩子“轧坏道”的也有一些。“以前觉得父母和孩子分开，没什么影响，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是没学坏，但学坏的人也有很多。有的不学好，父母就很担心，让我去和他们的孩子谈谈，他们希望我的故事来感化他。对孩子来说，家庭的完整不完整，对人格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如果缺失，是老容易豁边的。”
在陈建国陈建荣为不能为呆在父母身边而难过的时候，黄婷婷徐瑞康在为不能回上海而忧伤。

在上海的探亲假期总过得很快，到了要回去的日子，黄婷婷总忍不住伤心，要落泪。“我想我本身是上海人，为啥要到山里去。火车缓缓启动的时候，我就特别伤心，但也知道是没办法的。等到火车开到商丘，是盐碱地，望出去一望无际，寸草不生，这个时候又觉得特别难过。”这种情绪，在上海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晚上四五点，我看着下班的人流，心想如果我也是这人群中的一员那就好了，我很想融入其中。如果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就太幸福了。”

那个时候，是不知道还有机会再回上海的，以为自己就要扎根山里一辈子。王秀英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来上海把自己老去时要穿的棉衣棉裤都置办好了。第一代三线职工对于自己的命运算是“死心”了，但并不想“献了青春献子孙”，他们还是筹划着让自己的子女回上海的机会。不过机会是如此渺茫，男孩子要破釜沉舟，扔掉关系，不要户口，可是在户口就代表着食品配给的年代，能走出这一步的人实在不多；女孩子倒是有更多的机会，她们到了适婚年龄，父母会托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做介绍，给她们找一个上海的男朋友，上海的找不到，找个江浙一带的也好。王秀英有一个同事，家里有好几个女儿，每次回上海，同事们都揶揄他，又去上海推销女儿了。